婉容生在旧社会，死于新旧社会交替之时。她短暂的一生，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扼挽、叹息的一页。她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精神遗产，那就是在旧社会，不管你有多少才华，多大的抱负，多美好的向往，都不可避免的落个时代的、阶级的牺牲品。还告诉人们，在黑暗里消极的忍受，莫不如冲破牢笼，积极地抗争。婉容的悲剧，充分的认证了我们很多革命前辈如康克清、蔡畅、邓颖超……老大姐们多次发自感慨的话：革命寻求真正的理想，革命能使人更有价值！
我的四个感言是：
一，受皇帝圈点后——婉容进禁宫，尝遍虚幻宠辱，失去的是自由。
二，受日本蒙骗后——婉容进牢笼，受尽欺凌冷漠，失去的是生命。
三，授命探监得嘱托——我父子尽心暗索51年，终得婉容死前真情。
四，关于研究“真实婉容”的几点看法。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受皇帝圈点后——婉容进禁宫，尝遍虚幻宠辱，失去的是自由。
达斡尔族祖先栖居于东起精奇里江，西到石勒克河。17世纪，在沙俄疯狂、惨无人道的东侵中，被迫南迁，渡过黑龙江，在嫩河流域定居。英雄的达斡尔人，擅长骑射，作战勇敢，为人忠义。特别是在后金至清时期，拥戴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女真统一事业”而屡立卓越丰功。
说出自达斡尔族的婉容是一朵隽美的“梅花”、“芙蓉”、“雪莲”一点也不为过。其祖上累世战功。其父荣源世袭一等轻车尉，兵部行走。婉容的母亲是荣源的继室，是我宗族爱新觉罗·恒春所生。有很多资料和市井杂谈都显示，婉容是“八旗”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她杏眼玉肌，黑发如云，亭亭玉立，姿色迷人。婉容不但相貌姣好，而且仪态不凡，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实在是一位千里挑一的，难得的、有教养之才女。
在1921年，溥仪16岁时，逊位后的皇宫在遗老遗少的鼓噪下开始为他物色皇后和皇妃，演绎成宫廷内权势之间激烈的竞争僵局。当时七叔载涛之二子、曾在宫内溥仪旁伴读的溥佳回忆文章中就讲到当时攀龙附凤、追逐婚选的闹剧，军阀们、政客们的实权人物，如徐世昌、张作霖也纷纷来提亲，沸沸扬扬。1921年、1922年当时的诸多报刊《大公报》、《小公报》、《平报》、《时报》、《顺天报》等都有这方面的登载。
由此可见，婉容的竞选成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恰和溥仪同年的婉容胜选，被册封为皇后时两人都年方十七。婉容的获胜，给当时的本旗人带来了瞬间荣耀。荣源家都因女儿受封后而获得实惠：“荣宅”升格为“荣公府”；荣源即被封为“承恩公”；此后不足半月，婉容的胞兄、胞弟也得到了国舅级别的待遇。
所谓“鱼跃龙门”、所谓“喜鹊登枝”、所谓“攀龙附凤”的“幸福”是建立在女儿进禁宫，失去自由的痛苦之上的。在那万恶的、吃人的旧社会，婉容所得到的“幸福”是祸、是悲剧。
对于苟延残喘的逊帝小宫廷生活，在外界看来是令人仰慕的，但是里面充满的绞杀和罪恶，就连溥仪也承认宫中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婉容进宫后，和溥仪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志向，使这对青年仿佛遇到了知己。他们一起尝试新鲜玩意儿：骑车、摄影、游玩……溥仪爱用师傅给起的英文名“亨利”，溥仪给婉容起英文名“伊丽莎白”，他们曾用英文写诗，传递感情等，却受到遗老遗少及宫中明里是人，暗里是鬼势力们的非议，但他们还是坚守着青年人的追求。
有人说，溥仪是幻想着、留恋着小朝廷。可很多当时的报纸和溥仪的文章中也都透露出他们希望呼吸新鲜空气，希望走出去，走入社会，甚至是在纷争中国军阀混战的时局中，他们想到西方去，学习、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但是由于洋教庄士敦故意泄密、由于遗老遗少和各种人物的百般阻挠，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从历史看，他们的思想当时是上进的，是较开放的。
曾给斯大林奉献国宝的“变色龙”（周恩来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宫，迫使溥仪带着婉容离宫离京，没能离开封建势力的纠缠，没有摆脱所谓的恢复祖业，梦想复辟的所谓责任。
津门不津，静园不静。在军阀如疯狗争食、野狗夺尸的混战中，一次次背离《清帝逊位条约》的驱宫、毁园、掘祖坟之事，一阵阵、一场场的刺激着溥仪，刺激着为大中华疆土粉身碎骨的八旗人的愤怒和仇恨。先是1924年，张作霖、张学良驻兵清东陵，把清东陵地面上值钱的贡件、摆物、珍贵的树木都毁、伐变现，甚至连陵寝、殿宇的门窗、藻井、匾额和鎏金水瓮也拆下来，运出去充当军饷。陵区的地面上被毁坏殆尽！而后又有军阀走狗孙殿英带兵炸乾隆、慈禧等寝宫，掘墓毁尸，盗窃冥器。此完全背离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礼仪。把寻求理想奋斗之路的溥仪一步步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也就把向西方、向进步寻求学习、向时代寻求光明的溥仪、婉容等推向了寻求复辟、复仇的那一端!
而此时，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终于有了可趁之机，他们千方百计的贴近溥仪。溥仪似乎也以为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帮助自己复辟、复仇的靠山，从而彻底走向了不归之路。很多各方人证都指出婉容头脑是相对于清醒的，她也曾经规劝过溥仪，婉容主张不亲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也有很多站出来，劝溥仪不要和奸诈的日本人合污（我在《溥仪与新中国》一文中也曾经提到）。溥仪受哄骗出走东北后，婉容还是被日本人及其走狗蒙骗走向了末路。
二，受日本蒙骗后——婉容进牢笼，受尽欺凌冷漠，失去的是生命。
婉容被日本人从天津骗到大连。日本人没有让夫妻二人见面，而是采取分别软禁的方式，给他们洗脑。直到两个人都认识到已钻进牢笼，身陷囹圄。在内无心腹，外无据力之下只能随机应变。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充当了汉奸、满奸、国奸角色，比如所谓的宗族人熙恰、比如所谓的朝廷忠臣张景慧、郑孝胥等，他们都做了积极为日本人当说客的工作。他们甚至对溥仪穿衣服、祭祖坟、接见人也进行诸多干预与刺探。很多实例都有白纸黑字的记载。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溥仪和婉容对日本人是处处顺从的。在那个时代环境中，他们夫妇手里无一兵一卒，赤手空拳啊！我也不是刻意美化他们，这里面肯定是有矛盾、有斗争的。日本人处处安排了日本间谍、特务甚至是安装窃听器在身边，以此来监督、控制他们的言行。
来到长春的溥仪和婉容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和皇后，实际上就是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绳牵着、链锁着的“走狗”，成了侵华日寇的傀儡。伪“皇宫”内的“缉熙楼”就是他们的囚室。（经组织批准，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时，曾在1964年、1965年、1966年到过北京西城观音巷22号溥仪宅中，我们就历史上诸多情况和经历有过诸多交流。有机会我会另题叙述。）
婉容除了受到日本人的监视以外，还受到傀儡皇帝的监视。在这种环境下，整日被困在小屋的婉容生活、精神是极度紧张、空虚的。她在苦恼、悲伤、绝望中只能通过吸食大烟来麻醉自己。
在1945年，溥仪被苏军掳走。已经精神恍惚、精神病态严重的婉容又受到了东北解放联军的看守、关押。当时正处于国共拉锯战时，在关押中，婉容等人作为封建王朝的俘虏被辗转多地。她被从长春押到通化，从通化押到临江，从临江又押回通化，从通化押回长春，再从长春押回永吉，从永吉又押到敦化，从敦化又押到延吉。其中婉容在永吉警察局关押时，还以“反面教材”让当地人们公开参观展览，经受辱骂和讥讽。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指示在当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周恩来语）。险恶的环境、颠沛流离的生活、受人歧视的伪满皇妃身份导致身心、精神崩溃的婉容更加凄惨。终于在1946年6月20日22时，年仅40余岁的婉容在长白山下的延吉监狱离开了人世。
三，授命探监得嘱托——我父子尽心暗索51年，终得婉容死前真情。
1957年，我父亲受东北人民政府之命，带着我到抚顺战犯监狱探监，执行“做溥仪接受改造的帮助”任务（请见德崇2006年发表的《溥仪与新中国》）。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刚刚13岁的我跟着父亲坐着父亲的公车“嘎斯”经过几个小时到了抚顺战犯监狱，现在叫“抚顺战犯博物馆”。寒暄之后，双方感慨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的幸福（政府曾多次组织战犯们参观城市、工厂、人民公社）。溥仪也问了我年岁，还嘱咐我要热爱新中国，长大立志为国家做贡献。这给当时年幼的我，起到了一定的鼓励和教育作用。临近探监末尾的时候，溥仪对我父亲说，“希望能知道婉容究竟是死在了哪里，她的尸骨得没得到安葬。”这也体现出溥仪经过在共和国战犯监狱多年的改造，他对婉容还是有些留恋和悔意。因为他自己走错了路，还把婉容带错路，所以他在以后的文章中曾写到“长时期受到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我是1960年受党的培养之恩在西安军航上学、入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局”战士。1964年，组织上派我跟着马明芳书记从西安回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任机要秘书。回到沈阳的我和父亲谈到婉容尸骨下落之事，知道父亲在1959年、1961年、1963年，根据各方面有关文章提出的一些线索以及一些社会流传的足迹从长春到永吉、到敦化、到通化、到延吉等地秘密地寻找婉容的最终下落（那可是正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岁月里，对定性为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婉容尸体之找必须秘密）。我父亲都是想办法托关系弄到“帮忙人”需要的高压锅、白酒、渔网、鞋钉、打火机、收音机、全国粮票、布票……尽量满足“提供线索人”的要求。可到最后得到的消息也都是支离破碎，道听途说（当年正值物资极其紧张的岁月）。
父亲那几年走了吉林省十几个地方，总行程超过7000多公里，吃了不少的苦。父亲最后一次寻找，已经接近75岁的人，他身上穿着的羊皮翻毛坎肩，被送消息的人看中，也被人拿了去，得到的收获是见到了当时的敦化公安局的局长。至此算是对上了“婉容就死在敦化公安局所属的延吉监狱”，也对上了“婉容去世的具体时间是1946年6月20日”。但是埋在哪，说法又不一。总之没看到碑，没看到坟，没找到经手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是十年。打听婉容尸骨下落的委托人溥仪去世了，我的父亲也去世了。
天下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事情。2008年6月28日，我应邀在天津出席关于“溥仪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一位何景方先生发表一篇文章：《川岛芳子生死之谜》，引起会场上一片轰动，此消息之后也轰动全国和世界。会上，结交了一位朋友——参加“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研究课题的组织成员李刚。他是吉林长春政府的干部。李刚的父亲、爷爷、叔叔、姑姑都是革命者。李刚把写他家的《红色家族》之书赠予我，这本书还有多位中央首长的题字。我看到《红色家族》这本书提到了李刚的叔叔、姑姑、奶奶有关于在延吉监狱的内容——这又点燃起我51年来一直搁在我心头的关于婉容最终下落的事，尽管我阿玛和溥仪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我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我向他打听婉容的事，他告诉我“你这就算找对人了。我的叔叔当时正负责看管婉容的事。我的小叔亲自看管的婉容。婉容到临死、到埋葬的情况都知道。婉容是如何犯病，犯病难受、难耐、难忍而要大烟水来减轻疾病的折磨，我叔叔如何冒死打着给我奶奶生病要大烟转而接济婉容……”李刚向我详尽叙述了最后婉容去世咽气后是另外几个人把她用炕席一裹，扔到了监狱外的沟边乱尸岗。后来是在李刚奶奶李邢氏的督促下，他的叔叔又回去领着几个犯人用厚门板钉了简单的棺材，按照当地人习俗专门挑一个高岗，头西脚东的深埋了婉容的经过。当时的时间是1946年6月20日晚10时。
2009年，受德崇嘱托，李刚和在世的亲友又从长春特意去了当年埋葬婉容之地——监狱早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延吉艺术院。婉容人生最后一段生命就是李刚亲人亲手参与安排的。
德崇至此也完成了两位逝者的心愿和积在心头51年的悬念。
四，关于研究“真实婉容”的几点看法。
谈到婉容，这几十年来，德崇曾阅读过关于婉容在宫中的表现；婉容的生活轨迹。婉容死后，各方面中外多个媒体多次报道资料，她去世的地方有以下几个争议：婉容死在哈尔滨、死在了长春、死在了敦化、死在了通化、死在延吉……她死的时候还有各种其他说法，情节也有很多出入。包括婉容的近亲，婉容的胞弟以及爱新觉罗某某等，也都是道听途说，他们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根据别的资料转载、转抄的。婉容的一生从荣到衰，有几次的生活跌宕，实际上她走的是一条受迫害、受歧视、受奴役的不归之路。她不仅是封建社会死亡前的殉葬品，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殉葬品。
研究婉容，要真实，要客观。要凭第一手资料，不要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我们今天开这个还原婉容的真实的研讨会，是让我们想到，这位民族之花、时代青年，最后年纪轻轻成孤魂，她是时代的悲剧。
我们在回忆这位人的时候，要进一步认识到，封建时代造成了人间悲剧，何止一个婉容？日本军国主义和他扶植的傀儡政权，让她受奴役、受残害，何止一个婉容！？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要把历史的教训，历史事件的真实，讲给今天的青年和以后的人听，激发他们对祖国、对时代、对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我认为，参加“真实婉容”的研讨会，这个才是我们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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